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了解当前农村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及实施情况

作者:张晓琴 陶一桃

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进入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许多新要求。

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指出,“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并强调,“推进农村垃圾就地分类、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建立农村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尚不平衡,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和农民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为了解广大农民在实施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问题,探索乡村绿色治理新路径,本版特推出三篇研究成果,以政策建言形式为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智慧。

农村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生活环境”。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这为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和处理释放了积极的政策信号。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群众关心期盼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农村垃圾、污水、厕所等难题,各地根据中央部署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与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解当前农村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及实施情况,笔者向广东新丰、东源、蕉岭、揭西等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县及汕头市南澳县、佛山市顺德区、惠州市博罗县、云浮市罗定市等地15个行政村的800余名农村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97份。调查问卷按照农村垃圾处理主体结构、垃圾分类知识、垃圾分类参与程度及反馈情况等设置问题,并询问了解农村居民的现实感受与心理诉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探索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之道,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绿色治理体制,从自治、共治、法治、德治、精治、善治等多个维度入手,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以不断满足各地农村居民对美丽环境的强烈诉求。

调研发现:分类习惯尚未成自觉、主体权责不清、信息共享及反馈机制缺失等问题制约农村垃圾分类效果。

自治与共治相结合

农村垃圾分类知易行难。在本次调研中,76%的受访者认识到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并值得去做的事”,但只有约20%的人表示“已经把垃圾分类当作日常生活习惯”,大多数受访者的垃圾分类频次不足每月5次。这反映出当前农村居民对垃圾分类回收认知的普遍情况:认可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并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责任,但对垃圾分类回收知识掌握不够、设施了解不足,习惯尚未成自觉。

自治。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制度,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第一主体是村民。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根据村民需求合理确定整治的优先顺序和标准。要充分发挥村两委的作用,以党建带村建,完善村民议事制度,制定绿色村规民约,保障村民的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充分激发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的内生动力,强化村民环境卫生意识,提升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例如,浙江省缙云县双溪口乡部分村庄积极探索“党建+生态”模式,发动党员与支部签订带头参与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的承诺书,并把每月15日作为党员固定活动日,每位党员分别认领一块环保“责任田”,建立责任清单,用村民监督倒逼党员履职尽责。四川省仁寿县鳌陵乡创新“党建+环境治理”举措,以党委带支部、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工作方式,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

调研发现,81%的受访者肯定了当前县级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农民个体等主体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仅有56%的人能够明确上述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以“农民个体”为例,不少受访者认为农民仅需分类投递生活垃圾而不必承担除此以外的其他责任和义务,传统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在人们思维中形成了定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多元共治”的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参与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各主体的权与责尚未得到很好界定,在实际工作中制约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共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建立政府、村集体、村民等各方共谋、共建、共享机制。要调动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做到合心、合力、合拍,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共同推进。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以市场运作破解农村垃圾源头分类难的问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市场主体,依托精通垃圾分类的保洁公司成立垃圾再生馆,将回收的垃圾进行二次细分,从源头实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目标。北京市昌平区辛庄村党支部借助志愿者专业力量,带领村民参与并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实现“垃圾不落地”,打造“零污染”村庄。

调研发现,受访地区的垃圾分类设施配置率高达93%,且绝大多数收集设备可正常使用。然而,54%的受访者表示,“并不清楚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后的流向”,究其原因,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这主要是“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和处理的反馈渠道不畅,信息共享及反馈机制缺失”的结果。在成效共享方面,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感受到农村垃圾分类带来的利好”“获得感明显增强”,并认为“应该让更多人参加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此外,在垃圾场站的选址方面,“垃圾邻避”现象日益凸显,垃圾收运路径、垃圾场选址等成为村民较为关心的问题。

在现实当中,无论是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期攻坚还是长期改善,自治和共治都存在着各自的短板。自治模式可能遭遇资金短缺、能力不足、约束乏力、人情干预等问题,共治模式则会面临政出多门、利益冲突、各管一摊、协调困难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要注意自治与共治相结合:在治理主体上,要发挥基层党委、村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主心骨作用,坚持党对治理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保持治理方向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同时要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参与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大潮中,调动和保护各方的积极性,增强和巩固参与的有效性,使村民成为绿色治理的设计者、执行者、监督者,在治理过程中感受到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治理方式上,要克服各个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一是要在强调人人、户户“自扫门前雪”的同时,创新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团结协作、相互监督的机制;二是既要保护和发挥村民勤俭节约、循环利用的优良传统,又要鼓励市场主体创新更加适宜的产品和形式,将PPP模式更多运用到污水处理、河道修复、农膜回收、秸秆利用以及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加强对企业合法权益和治理积极性的保护;三是要处理好内生动力和外来力量的关系,通过完善合作治理机制,将上级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政策、资金、人才、信息、产品、服务等资源用好用足,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村规民约,形成人人、时时、处处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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